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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環境變遷與上市公司虛假信息披露的法律風險

發布時間:2021-09-22 09:21所屬分類:綜合論文加入收藏

【摘要】提高資本市場效率及競爭力的核心在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 而加強對虛假信息披露的法律規范, 特別是完善投資者索賠的法制建設,

  【摘要】提高資本市場效率及競爭力的核心在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 而加強對虛假信息披露的法律規范, 特別是完善投資者索賠的法制建設, 對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至關重要。 本文梳理了相關法律法規的變遷、現階段法律制定和執行的諸多新變化以及投資者索賠的途徑和具體案例。 在此基礎上, 以審計費用為例分析了新法制環境下上市公司虛假信息披露帶來的成本。

  【關鍵詞】虛假信息披露;資本市場效率;投資者索賠;訴訟

法制與社會

  一、引言

  高質量信息披露是提高資本市場效率的核心, 也是影響注冊制改革成效的關鍵因素。 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早期, 關于信息披露的改進側重于“量”的方面。 資本市場發展三十多年來, 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不斷增加。 以年報為例, 如關聯交易、實際控制人、一致行動人、對外提供擔保、主要供應商和客戶、研發投入及產出和污染物排放等信息逐漸被列入年報信息披露的范圍, 篇幅也從最初的幾十頁增加到幾百頁。 表1以海爾智家(原青島海爾)為例, 列示了該公司部分年報信息披露情況。

  1999年, 該公司年報僅37頁, 到2020年年報篇幅已增加到232頁。 進一步選擇年報中“會計數據與業務數據摘要”“主營業務情況及MD&A”“重要事項”和“會計政策及報表附注” 等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信息模塊進行對比, 發現除“會計數據與業務數據摘要”模塊外, 其他幾個模塊的篇幅每年都有大幅增長。 具體來看, 2015年以前“會計數據與業務數據”摘要篇幅為1 ~ 2頁, 2015年以后為2 ~ 4頁, 變化不是很大。 但“主營業務情況及MD&A”模塊的篇幅基本每年都有大幅增長, 除公司自身業務范圍的拓展之外, 這部分要求披露的內容不斷增加, 比如公司戰略、核心競爭力、分行業分產品的詳細情況、面臨的風險與應對措施等; 該部分篇幅從1999只有3頁左右, 到2020年已經增加到30頁。 “重要事項”的內容也從1999年的0.5頁增加到2020年的33頁, 披露的信息越來越詳細。 另外, 關于“會計政策及報表附注”的篇幅也大幅增加。

  僅從年報來看, 信息披露的內容已經非常豐富, 上市公司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項也在逐年增加。 但信息披露的“質”是否得到提升, 恐怕很難定論。 以康美藥業和康得新為例: 康美藥業2016 ~ 2018年營業收入分別虛增89.99 億元、100.32 億元和16.13 億元, 營業利潤分別虛增6.56 億元、12.51億元和1.65億元, 虛增貨幣資金規模更是分別達到225.48億元、299.44億元和361.88億元; 康得新2015 ~ 2018年分別虛增利潤23.81億元、30.89億元、39.74億元和24.77億元。

  從我國資本市場三十多年的發展經驗來看, 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僅從制度端強化披露要求遠遠不夠, 還應從監管端增加虛假信息披露的成本。 2015年以來, 證券交易所加強了問詢監管, 起到了較好的威懾作用。 2020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證券法》大幅增加了對證券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例如: 對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違法行為, 最高罰款從修訂前的六十萬元提高至一千萬元;對于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從事虛假陳述行為, 或者隱瞞相關事項導致虛假陳述的, 規定最高可處一千萬元罰款。 同時, 新《證券法》對證券違法民事賠償責任也進行了完善, 明確了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在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違法中的過錯推定及連帶賠償責任等。 新《證券法》在投資者保護制度方面最大的亮點是建立了上市公司股東權利代為行使征集制度, 建立了普通投資者與證券公司糾紛的強制調解制度, 探索了適應我國國情的證券民事訴訟制度, 規定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作為訴訟代表人等等。

  下文將從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現狀、治理虛假信息披露的法制環境變遷、治理虛假信息披露的配套機制、投資者就上市公司虛假信息披露的索賠路徑及其影響等幾個方面進行討論。

  二、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現狀

  2001年8月《財經》雜志著名的封面文章《銀廣夏陷阱》揭露了銀廣夏造假內幕, 對其產品價格和海關記錄等一一提出了質疑。 后來銀廣夏被查實在1998 ~ 2001年共虛增利潤7.7億元。 銀廣夏事件對當時的資本市場而言可謂平地驚雷: 昔日備受追捧的白馬一夜之間淪為人人喊打的黑烏鴉, 銀廣夏成了中國版的安然。 銀廣夏案爆發20年來, 獐子島、綠大地、樂視網、康美藥業、康得新、永煤控股等動輒造假幾十億甚至數百億元, 虛假信息披露問題似乎沒有減弱的跡象。

  基于Wind數據, 本文統計了2008 ~ 2021年7月因進行虛假信息披露或存在重大信息遺漏而被證監會、上海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處罰的上市公司數量, 具體結果報告在表2中。

  需要說明的是, 證監會的處罰為行政處罰, 證券交易所的書面警示、通報批評、公開譴責、公開認定或出具監管函等不屬于行政處罰。 被證監會或證券交易所處罰的上市公司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逐年增加, 特別是2016年以后被處罰的比例每年都超過5%。 但直接被證監會處罰的公司數量相對比較穩定, 2015年以前每年不超過20家, 2015年之后保持在20 ~ 40家之間。 從表2的統計數據看, 2015年以后證券交易所問詢不斷深入, 被交易所處罰的公司數量越來越多, 90%以上的處罰都來自交易所。 表2的結果表明, 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數量來看, 虛假信息披露或重大信息遺漏一直是困擾資本市場的難題。

  三、治理虛假信息披露的法制環境變遷

  1. 第一階段(1991~2001年):法院不予受理。 在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初期, 上市公司數量較少, 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尚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 1991年4月《民事訴訟法》首次提出了“代表人訴訟”的概念, 但當時的資本市場尚無成功訴訟案例可循。 2001年8月銀廣夏丑聞被披露后, 關于投資者是否可以就上市公司虛假信息披露造成的投資損失進行索賠的問題有過很多討論。 2001年9月, 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涉證券民事賠償案件暫不予受理的通知》(法明傳[2001]406號, 簡稱“406號文”), 認為“我國的資本市場正處于不斷規范和發展階段, 也出現了不少問題, 如內幕交易、欺詐、操縱市場等行為。 這些行為損害了證券市場的公正、侵害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也影響了資本市場的安全和健康發展, 應該逐步規范……但受目前立法及司法條件的局限, 尚不具備受理及審理這類案件的條件。 經研究, 對上述行為引起的民事賠償案件, 暫不予受理。 ” 這一規定下, 投資者基本無法通過法律途徑就上市公司虛假信息陳述造成的損失進行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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